有关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前些年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实行“私有化”，但这个观点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者中一直存在争议。原因很简单，在经济领域常年存在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但凡“涉公”的基本都被贴上“低效”的标签，而“涉私”的基本上被认为是“高效率”。在发达资本主义人均资源得天独厚的背景下，这一论断似有正确的一面，但用于我国，显然很不合适，也是水土不服的。

　　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是因为结合国情采取“拿来主义”，是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西方理论。近年来，我国的农村土地公有制，实则已经历了大幅度的制度演进，早已不是西方所言纯原教旨主义上的“公有”，而是对“集体公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既摒弃了原来公为大的不利一面，把集体土地充分授权给承包地的农民。 
 
　　把农民的承包权界定为财产权，不准集体在无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收回农民的承包权，其实也是一种准所有制。在此基础上还衍生出“三权分置”，即增加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这个经营权利是可以抵押、出租的。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是防止私有权被滥用。

　　当前，一些地区在土地流转中存在租期不确定、“非粮化”蔓延、机制不顺畅等问题，在这些表象背后，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更亟待引起重视。

　　首先，土地流转风险防控机制有待完善。除土地流转“非粮化”外，部分业主(受让方)大面积流转土地不是真正的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以此作为贷款抵押物，将贷款资金用于商业或者民间高利贷，因目前以农资抵押贷款机制还不健全，存在巨大风险，对土地流转容易带来较大负面冲击。

　　再者，土地流转价格发现机制尚未形成。目前土地流转评估体系还未建立，土地流转信息不对称，土地流转的“招拍挂”制度也尚未得到很好的推广。

　　三是土地确权工作缺乏全盘规划极易形成浪费。当前农村地区一方面土地确权步伐缓慢，仅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权基本完成了确权工作，“四荒地”使用权、养殖水面承包经营权等确权工作尚未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工作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