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度开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剧增，为解决粮食问题，从而大规模开垦草地。《全国已垦草原退耕还草工程规划（2001—2010年）》 中指出，全国约1 930万hm2草地被开垦，占目前全国草地总面积的近5%，即全国现有耕地的18. 2%源于草原。新疆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开垦草地333. 33多万hm²，目前实际耕种的仅180万hm²，近一半土地因次生盐渍化而被弃耕。青海省草地开垦面积为38万hm²，其中有21. 25万hm²集中在青海湖环湖地区。目前，青海湖环湖地区可利用的耕地面积仅有10万hm²，只相当于开垦面积的50%。草地过度开垦是造成草地退化沙化的重要原因。

在“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等口号下，我国天然草地经历了几次大的开垦种粮高潮。一些土壤与植被条件优越的草地被当作荒地开垦，种粮食作物。这些草地大多在半干旱地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草地一旦开垦以后，多数是粗放耕作，不施肥、不灌溉、靠天吃饭，产量很低，有时是种一葫芦收一瓢。种不了几年，多年形成的土壤结构被破坏，有机质强烈分解，含量降低。在无覆盖条件下，冬、春风蚀加剧，很快变得粗粒化而且贫瘠。美国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黑风暴主要是因为开垦草地造成了大量沙源。我国越来越严重的沙尘暴与草地开垦也有一定关系。2000年以来， 中央决定的退耕还草还林，才使得草地开垦得到遏制，草地退化有了彻底防治保证。

人为因素对草地生态系统的作用直接源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对生活资料需求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超强度放牧； 二是滥垦、滥采和滥挖。靠天养畜、逐水草而居仍是目前开发利用草地资源的主要方式。传统的畜牧业一直把牲畜量的增加作为畜牧业生产发展的标准，牧民们把圈存牲畜的多寡作为贫富的象征， 从而盲目发展牲畜数。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流通不畅，缺乏较强的商品和市场观念，牲畜的生产、加工、销售就只能停留在原始的初级生产上，牲畜卖不出去，卖出去的价格也是相当低廉，这样就阻碍了畜牧业向商品化方向发展的进程，因此牲畜逐年积累， 数量骤增。根据甘南藏族自治州20世纪80年代初草地普查资料测算，全州天然草地理论载畜量为619万个羊单位（由于草地面积减少和草地退化等因素，目前要低于此数），而目前实际放牧的牲畜是910万个羊单位，超载高达46. 8%。牲畜数量的急剧增加加速了草地的退化、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又加剧了草地超载过牧。

1980年以来，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然草场面积减少了207.7万hm²，其中约20%被开垦为农田饲料地，25%被辟为居民点、公路、 矿区及城镇建设用地。大多数牧户限于资金，只好用草皮垒墙盖房、修畜棚。据统计，仅这两项，每户至少要用1 500m²草皮，致使定居点形成一个个“黑土滩”，已成为破坏草原生态平衡、引起沙化的主要原因。天然草地上中草药众多，药用价值高，当地牧户受利益驱动，大肆挖掘草地，人为破坏了草地生态平衡。沙金多分布于河流转弯以下的平缓处，而这里正是水草良好的地方，“淘金潮”所到之处，草地环境普遍遭殃。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牧区开始逐步推行“草场公有，承包经营”制度，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将牧民的“责、权、利”统一起来，使牧民能自觉地进行草场建设，推行“五配套”（围栏、种草、棚圈、人畜饮水、建房）工程，自愿根据市场条件和草场条件调节草畜平衡，有力地促进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和草场生态环境的建设。但应该注意的是：围栏后，畜群只能在限定的时间和区域内高强度、频繁的啃食、践踏，这与天然放牧行为大相径庭，从而极有可能破坏草地生态系统演替的内在机制。事实也证明，部分地区围栏放牧后，出现的退化问题更难修复，受草场和水系分布形势，尤其是水草匹配关系的限制，大多数地区在实行草场承包时，往往以水源地为中心划分草场。因此，水源区周围往往成为沙化、退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二）滥伐采

在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地，由于滥砍柳湾林，使柳湾林面积锐减。在20世纪50年代，柳湾林面积接近70万hm²，到了80年代已减少到5.2万hm²。新疆原有的柽柳灌丛已消失大半。

（三）采药

草地是天然的中草药园。在草地数千种的植物中，有大量的名贵中草药，如内蒙古黄芪、甘草、麻黄、柴胡、防风、知母等，这些中草药大部分是以其根入药，而挖根就要破坏草地，而且大部分采集者在挖根后都会留下.个深坑与一堆松土。挖的坑多，破坏的草地就大，这给风蚀提供了大量沙源。据估算，挖1kg甘草就要破坏5m²以上的草地。新疆巴楚县1996年调查有甘草4万hm²， 现已有2万hm²被挖掘一空。陕北甘草面积也越来越少。

（四）采集经济植物

草地有许多有特殊价值的经济植物，大量的频繁的采集，不仅会破坏这一资源本身，也会给其生存的草地带来不利影响。许多经济植物仅生长于荒漠草原地区，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破坏易而恢复难。采集经济植物不仅会使荒漠草原植被遭到破坏， 而且影响土壤结构，以至整个生态系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数以万计的人涌入内蒙古搂取发菜，使近20%的内蒙古大草原遭受到严重破坏。

（五）开矿

我国草原区蕴藏着大量的地下矿产资源，如煤、石油、矿石等， 开采这些地下资源的过程中，来往频繁的车辆、人群，以及废矿、废弃物等堆积于草原上，对草地也是一种破坏。

（六）交通车辆的碾压

我国草原辽阔，在一定意义上说可能有点荒凉。硬化的等级路面很少，汽车、摩托车在草原上行驶，无固定道路，这对局部地区的草原破坏很严重。

（七）车辆毁地

在平坦草场和缓坡草地，车辆可任意通行。这虽给行车带来了方便，但也使草场受到破坏。草原上除主干道外，小路、便道四通八达。随意形成的道路和多条并行道，毁坏了许多可利用的草场。

（八）旅游

近几年，草原旅游兴起。旅游确实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很高的收入，也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但因管理粗放，造成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骑马是草地旅游的主要活动，由于马匹在旅游点的集中， 草场反复被践踏，常常引起退化。例如，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乡南部的吐力根河北岸，由于骑马活动使得河滩草甸遭受严重的破坏，草高不足1cm，有些地方呈裸露状态。旅游刺激着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捕猎和采集，使资源枯竭。例如，内蒙古高原的干枝梅面临灭绝的危险。

导致西部草地退化的人为因素主要有超载过牧、开垦撂荒、滥采乱挖、滥用水资源、工矿道路建设和不合理的旅游开发。其中， 超载过牧和开垦撂荒是西部6省、自治区普遍存在、且严重威胁草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草畜平衡是维持草地健康发展的基础。草地长期超载过牧，使牧草产量普遍下降，草层盖度变小，高度变低；生草土结构被破坏，土壤肥力下降；草地生态系统处于退化演替状态。目前，西部地区放牧家畜的数量已大大超过草地的承载能力，草地

生态系统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草畜失衡现象。据统计，西部6省、 自治区的家畜数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2 181.3×104头，发展到90年代的14 708.7×104头，增加了5倍多。其中，内蒙古和新疆2区的家畜数量增加了近1倍。而这50年间，草地面积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 000×10⁴hm²，家畜占有的草地面积下降4倍。我国荒漠化地区草地超载率为50%～120%，有些地区甚至高达300%。超载过牧不仅会降低草地的生产力水平，长时间、高强度的放牧率还会严重破坏草地的健康状况，最终导致草地的退化演替。

草地垦荒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一种短期行为，其结果必然是“一年开荒，二年打粮，三五年变沙梁”。这是由于耕作破坏了草地植被，松散了生草土层，裸露松散的沙质土地在干旱的风沙中极易受风蚀，每当风季来临，疏松的细沙土随风而起，成为沙丘的物质来源；同时，开垦缩小了草地面积，增加了草地的家畜负荷量，从而引起草地植被的退化。

樵采、挖药和搂发菜也会大面积地破坏草地，引发草地退化； 滥用水资源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和土地干旱；采矿、道路建设会严重破坏植被，导致草地退化；旅游开发也对草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

综上所述，生境脆弱的西部草地在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两大因素的影响，均会发生退化演替，这两大因素无论哪一个占主导地位，都可以通过草地植物的演替情况来反映。从干旱、半干旱区植物地下部生长发育的情况来看，干旱年份植物地上部分生长受阻甚至枯死，但多年生牧草的地下部能在干旱的条件下保持生活状态，一旦满足它的水分要求，就能形成地上部。此外，目前尚未见到草地大范围的带状渐进式退化现象发生。可见，气候变化引起的草地退化充其量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气候变化引起的草地退化是暂时的，可以简单理解为自然胁迫下草地的休眠现象；相对而言，人为因素引发的草地退化是长期的和较普遍的，需要经过阶段演替才能恢复原状。因此，草地退化的主导因子至少在许多地区不是气候变化，而是人为因素。

因此，对西部草地退化的成因作出如下推断：脆弱的生态环境是西部草地退化的自然内营力，人为干扰和不合理利用是西部草地退化的主要驱动力，气候变暖、变干是加速西部草地退化的辅助外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