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培育家庭农场，每年都将其列为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加以推进。各区县相继制订粮食家庭农场发展计划，落实扶持政策和推进措施。截至2016年6月，上海发展粮食家庭农场3734户，经营水稻面积49万亩，占全市水稻面积的40%以上。同时，发展经济作物家庭农场164户，水产养殖家庭农场59户，其他家庭农场40户。上海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提升家庭农场的发展。

在政策扶持上更加着眼长远，真正把务农看作一种职业。上海培育家庭农场已经形成市、区县两级政策体系，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社保政策等多方面加以扶持。相比前几年主要在土地流出流入环节加大补贴，近年来更多的是扶持解决家庭农场生产的经营问题和社会保障等后顾之忧。松江区提高了农民养老金补贴标准。2015年底上海市出台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政策，浦东新区在全市标准上加大力度，放宽到对3人以内家庭农场劳动力给予约每人每年1.7万元的社保补贴。通过实施家庭农场社保政策，吸引了青年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为培育现代农业经营者队伍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使农民真正从一种身份转变成一种职业，45周岁以下家庭农场经营者占全市家庭农场总数的23.6%。

在规范引导上更加注重规模适度，稳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上海在培育家庭农场中始终坚持“家庭经营、规模适度、一业为主、集约生产”的原则，特别强调根据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土地流转水平状况来确定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兼顾公平与效率，用政策手段和认定标准加以引导，防止土地过度集中，脱离现阶段发展条件。从实践情况来看，各区县形成了各自粮食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标准，低的限定在80-150亩，高的如劳动力转移充分的松江区上限调高到300亩，新一轮签约中把下限提高到200亩。同时，按照经济作物家庭农场30-50亩、水产养殖家庭农场30-100亩，制订了相应指导标准。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土地适度规模标准，确保了现阶段家庭农场规范健康发展。

在补齐“短板”上更加注重社会化服务，加快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近年来，上海通过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加强统一供种、专业化统防统治、农资供应、农业科技服务、农机作业服务、粮食购销等六大体系建设，构建了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围绕粮食晾晒难这一小农户转化为家庭农场之后最迫切也是最现实的困难，开始全面提升粮食烘干能力，设施建设给予50%补贴，计划到2020年基本完成日烘干3万吨谷物能力建设，实现粮食收获不落地。

在创新提升上更加注重融合发展，紧密与其他新型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在全面推进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种养结合、机农结合、粮经结合、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民合作联社+家庭农场等多种发展形式，家庭农场发展重点已逐步从“培育发展”向“提升发展”“融合发展”转变。松江区成立区农民合作联社，积极培育“松江大米”品牌和申报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组织粮食家庭农场按照标准化生产，符合品牌质量要求的，加盟使用这一品牌。浦东新区和金山区将家庭农场纳入本区农产品品牌培育体系，引导家庭农场发展品牌农业，实现了家庭农场经营能级的提升。

延伸阅读

家庭农场是2012年前后才兴起的新型土地规模经营主体，一直以地方实践为主，中央层面尚未对其做明确定义。尽管具备较强的技术能力和生产实践经验，但由于缺少资金，对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长期性投入能力不足，加上土地流转不规范引发的隐忧，使家庭农场主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1、中国对家庭农场缺乏清晰的定义

尽管中央时常提及“家庭农场”，但如何定义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这就导致有的种植大户已在尝试这一经营模式，却不知自己就是家庭农场的雏形；有的农场不以家庭成员为组成，或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却自称家庭农场；有的人将家庭农场主与地主相提并论，担心引发土地兼并；有的人错误地将家庭农场与“休闲农业”混为一谈。对家庭农场的含糊定义，影响到如何界定、如何扶持、如何引入登记制度等一系列问题。

2、难以得到相应的扶持政策，缺乏更新设备和改善农田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

一些农民流转了大量土地做农场经营，但是受没有进行土地整理的限制，地被分成若干小块，遇上机耕道，必须自己扛着小型农机到另一块田里去。昂贵的租金占用了大量的流动资金，搞土地整理自己又无财力完成。

3、融资难也是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一大障碍

一些试验阶段的家庭农场想扩大规模，却遭遇了融资难题。农民很少有可以抵押的资产，靠少量贷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4、土地流转不规范，难以获得相对稳定的租地规模

面对农户承包地极其细碎的现状，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最大的困难就是租到成方成片的耕地，并确保租期较长、相对稳定。但由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农民的惜地意识，许多农户不愿长期出租土地，致使家庭农场难以稳定地保持足够的土地经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