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而按照惯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将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将总结2016年的“三农”工作，为来年的“三农”工作定调子。

那么，在粮食总产连续十二年增加、农民收入连续十二年快速增长之后，2016年，中国农村改革重点在哪些领域呢？

推进“三权分置” 6成耕地确权颁证

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从农村开始；而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土地开始。2016年，又一项中国农村重大改革依然与土地有关，就是“三权分置”，也就是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农业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三权分置”正稳步推进。

农业部最新统计，作为“三权分置”推进的基础，目前，全国已经有7.5亿亩土地完成确权颁证，接近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60%，并计划在2018年全部完成。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 张红宇：确权以后的承包经营权证，这个证拿到手里面，我要出去就把这个转移给第三方，第二个，那么我想自己种地，这个证也给我放心的投入凭证。

流转土地户超30% 承包经营权分离

农业部最新摸底显示，目前，全国2.3亿农户中，流转土地的农户已经超过了30%。因此，今年10月，中央出台《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变的基础上，顺应农民的意愿，将流转土地上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韩俊：农村的土地实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改革，这是我们农村改革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从“两权”到“三权” 分置出新活力

“三权分置”被称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那么，它在三十多年前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又有什么延续呢？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 张红宇：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质上就叫“两权分离”，解决的是当时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解决的是公平问题，解决的是怎么样增加农业产出的问题。那么“三权分置”实际上是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之上，重在解决的是效率问题，重在解决的农业的资源配置问题。

农业部最新统计显示，尽管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十二年快速增加，但来自农业的红利却越来越少。农户赚的100块钱里，只有25块钱来自农业；与此同时，每个农户经营土地的面积也在减少，从不到10亩，下降到5亩。在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28%，但他们创造的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专家表示，“三权分置”之后，将有助于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规模经营，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效率。

集体权能改革 增加农民获得感

除了“三权分置”之外，2016年，中国农村还有一项正在开展的重大改革，就是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29个县区市作为试点正在探索相关经验。目前，进展顺利。

农业部最新统计显示，在我国，农村集体所有资源性资产有66.9亿亩，经营性资产达2.86万亿元。为了盘活集体资产，让农民享有更多财产权利，2015年，全国29个县市区作为试点，探索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的权能。

根据农业部的数据，在全国29个试点中，已有16个县市区全面确认成员身份；10个县市区开展了有偿退出权、继承权试点；8个县市区探索了抵押权、担保权试点。13个县市区全面摸清农村集体资产家底。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 张红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带有制度性的根本性的重大制度创新，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最关键的在改革中，农民有种满意感，或者叫获得感。

清产核资 防止“小村巨贪”

农村集体权能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摸清集体资产的家底，防止贪腐事件出现。

农业部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有59万个行政村，目前，平均每个行政村的经营性资产达到490万元。过去，由于权属不清，管理不严，导致集体资产出现荒废和闲置甚至流失等现象在不少地方出现，因此，清产核资，摸清家底至关重要。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 张红宇：我们进行权能改革，把家底搞清楚，把账搞清楚，这样包括群众，心里面有个明镜式的账目，这样防止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用集体资产谋自己的私利，产生一些小村巨贪，贪腐事件。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韩俊：这项改革从试点和效果来看，它可以有效地防止集体内部的侵占和支配集体的资产，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外部的资产侵吞和控制集体的资产，有利于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促进集体经济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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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引发的制度变迁效果有三:一是做实了农民集体所有权,做强农民集体经济。在两权体制下,农民集体所有权仅表现为土地发包的次始权利配置,而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和农民自种自收的制度安排实质上“虚化”了农民集体所有权,弱化了农民集体经济的力量；而三权分置首要的效果是重新恢复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权能,赋予其对土地资源持续的配置权利,农民集体所有权被实化,成为具有私法效力的所有权。与此相伴的结果是,农民集体可以按照土地产出效率最大化(出价最高者)配置土地,实现土地最优化经营。这样,农民集体经济的力量得到强化,农民集体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二是农民承包经营权财产化,农民摆脱土地束缚。在三权分置下,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再包含直接支配、使用土地的权能,而直接转化为农民集体成员在集体所有权中的财产份额(所有者权益),实现了从支配“实物”到财产权的转变。在两权体制下,农民直接支配土地,农民被土地束缚(具有种地义务),土地也被农民束缚(难以流转)；而在三权体制下,农民与土地的直接支配关系被“剪断”,农民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参与农民集体决策、分配收益的权利,不仅农民从土地中得到解放(自由就业),而且农地摆脱农民身份束缚,由集体自由配置,实现农地经营权流转。

三是让擅长种地者取得土地使用权,实现农地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在三权体制下,土地经营权来源于农民集体所有权,是农民集体出让、租赁或以其他方式创设的土地使用权利,属于真正的用益物权(土地使用权)。农民集体不仅可以根据农地自然区位、经营需要成片地、规模化地配置土地,而且可以不拘泥于农民身份,将土地分配到最能有效利用的主体手中,使农地得到有效利用。也就是说,使农地脱离农民身份,真正实现了农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解决农民集体所有权(农民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的问题。

以上三点表明,“两权”到“三权”的变革不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体制的变革,而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体制的扬弃,本质上是农地产权制度的重新构造。我们不能在传统的土地承包经营体制下寻找三权的定位,而应当在农民集体所有权重构的高度上认识其制度变革的意义。

不变的是权利,变化的是内容。确保农民个体在集体土地经营中的参与权和收益权,是三权分置改革的关键。因此,三权分置改革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循序渐进、因地制宜推行。由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变革的系统性、深远性,其实施不仅需要系统的科学的制度设计,而且还要正确稳步地推行。